台灣唯二的最好的世代 (2017.04.13)

這幾年很多年輕人回郷下田,加入農業運動。但資源有限,開展困難,最後被迫放棄,這是因為社會與國家的支持不足。

例如,地租本身就是負擔沈重的成本。政府近年大肆賤賣國土,是極為錯誤的政策,應該改弦易轍,以極低亷的價格,出租給年輕人,鼓勵創業,待收益漸豐,再調整租金。

這就是一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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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火的訊息」– 懷念王拓 (2016.08.15)

世事如煙
飄丿是你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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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橫三縱」的爭議 (2016.02.03)

如果台北市目前汽機車的使用者,因街道設計對行人單車變得友善,有二至三成開始改騎單車,甚至短距離改用步行,那麼交通必然大幅改善,空氣也會變得乾淨。試想一部汽車平均只載一、兩人,所佔路面卻是單車的十倍,是不是改騎單車,反而促使交通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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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設大學沒什麼錯 (2015.12.27)

廣設大學沒什麼錯,錯在浮濫升格;教改沒什麼錯,錯在沒有好好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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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禁果–為若凡的書《做自己.全人》寫序 (2015.09.02)

獨立思考、不媚俗與看見自己,這些特質在全人孩子的身上是一體的。…這項成就是全人學校那些曾經堅持自由的瘋子儍子們,重要卻被忽略的貢獻,也是那些嚐過自由禁果的孩子們,經過長時間摸索、嬉鬧、迷惘、歡笑、哭泣與困頓,最後為這世間帶來的珍貴禮物。

我希望若凡的書對嚮往自由的教育者來說,只是一個驛站,打點行裝重新上路。她的書標誌著自由學校更多可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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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裡有條界線(繪本)

二十年來,這繪本一路有很多友人相助,包含遠流諸友。今日製作網路版,上傳YouTube,尤思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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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手札 (2015.08.07)

雖然反課綱的抗爭,已暫時落幕,但全民檢視教科書的運動,仍然可以持續,它在文化層面的影響會更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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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與教育改革

細察台灣歷史,人民從來沒有機會直接進入公共領域去發展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掌握近代文明的精神,建立起國家理性的內在信念。十八世紀末啟蒙運動「自由、平等、博愛」及其後流變的意涵,始終不曾在台灣社會經深入討論。「國家理性」在人民的認知中事實上只有「形式的平等」。這是沒有精神、沒有靈魂的空殼,也是今日國家理性的運作經常陷入混亂,似是而非的論調大行其道的原始根源。

從菁英主導下的「國家理性」晉升到「參與民主」式的公民社會,是台灣步入二十一世紀必須大力開拓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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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前景與環境危機

前者的教育觀是「人與人爭」、是競爭、是評比,透過競爭評比去壓迫孩子學習。後者則為「人與事爭」,讓孩子的心力直接投入事情本身,「想把事情做好」是他學習的動力,他不必隨時被評比,被要求把別人比下去。人與人爭的地方,不只是學生,教師也一樣,人會陷入痛苦和扭曲。人與事爭,學生可以把他的心力投入文明的創造活動,自由的發展他自己,教師的努力也才有真正的喜悅與成就感。這才是正常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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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中的左與右

回顧教改的成敗,當年所看到的一些關鍵,確實牽動了其後的教改歷程。其中一個重要的關鍵,便是「左」與「右」的思想分野。台灣沒有『左思維』的土壤,這是二十多年來教改碰不到核心問題的思想困境。

左與右是相互辯證的,只右不左,結構不會改變,自然亂象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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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無聊與創造(人籟雜誌專訪)

每個人,不管大人或小孩,其實都有兩面:「善性」與「惡性」。大人要先面對自己的「惡性」,才來談怎麼看小孩的惡性,唯有如此,才會瞭解所謂「惡性」的意義。大人常常自我催眠,以為自己是那個道德已昇華的好人,這其實與事實不符。人的欲望與社會規範經常衝突,不能假裝看不見這個衝突,或自動擦拭自己邪惡的念頭。人只有先面對自己,才能好好地幫助別人,了解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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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泰戈爾詩-之一

啊!詩人, 黃昏將盡,汝髮將白  你在孤寂的沈思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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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泰戈爾詩-之二

啊!告訴我, 為什麼他們把我的房子 蓋在通往巿場的路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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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天使〉—譯泰戈爾詩(之六)

他們喧鬧與吵架 他們猜疑與絕望 他們不知要爭論到幾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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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議題訪談錄(2010)

教育的目的,是讓人在成長的過程中求得最好的內在發展,使得他長大後有能力經營較好的人生。這個教育目的,應該是社會共同的期望。只是,一般人想東西,經常目的與方法是衝突的。對於「教育」這種在人身上所作的長期投資,更是如此,因為我們太不了解孩子成長的真相(雖然我們每一個人都曾經是小孩)。我們太急於要看到孩子學習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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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唐文標

不歸順的目的不是要流浪,不是去旅行,瀏覽一下各地風景名勝,而在敢於加進社會,敢於背負上一代傳下來的歷史,敢於和世界所有平凡但努力的人一起工作,把自己投身到建設未來的行列。不歸順只是為了進步,為了使所有人生活得更好,獲得所有的自由,為了使人不再壓迫人,為了使世界向平等正義、永遠和平的那一面走,為了使人成為人。 (~唐文標〈我永遠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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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公立大學學生過半」

「公校提供就學機會,私校發展特色」的定位舉世皆然,連美國這樣資本主義高度發達、極端強調個人競爭的國家,公立大學的學生數都佔 8 成,台灣目前才在 3 成左右。台灣公私校定位混亂,由私立大學提供就學機會,造成無數困擾。….1994 年四一〇教育改造運動提出「廣設高中大學」的訴求,政府又再度推卸責任,不肯把資源放在學生身上多設公立大學,反而以灌水的方式大量升格私校,敷衍社會需求,致使大學品質浮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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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聊托爾斯泰與人民意志

「人民意志」是永遠的歷史之謎。但代議制度的民主只是間接民主,這種間接民主很容易背離人民大眾的利益。今日台灣的政治亂象正好說明這項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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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青少年與黃武雄的對話─數學教授熱愛的方程式

「學會說不」是黃老師在上大學後所學會的,學會說不,代表懂的去思考,學會說不,不等於叛逆。

在人生路途中,黃老師認為,分水嶺有很多,人必須不斷的經歷,才能夠成長。而在學習中,不要一直想有沒有用,如果一直只想有沒有用,那就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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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怎麼辛苦也值得 (為陳定信醫生文集而寫)

…在台灣這種亟待改進的醫療制度之下,醫生的工作負擔無比沈重,能分攤給每位病人的時間也少得可憐,但建立病人的信任感,無論如何還是醫療行為最關鍵的一件事。

以我看來,病人的信任感主要來自醫生本身散發出來的人格特質。是醫生的誠懇認真、關心病人又實事求是的態度,讓病人從心底對醫生有了信任。

當然,強調信任感,並不意謂病人要絕對遵從醫生的診斷去做,必要時病人還是需要去尋求第二種意見(second opinion)。醫生不是神,誤診是難免的,尤其大醫院的醫生工作的緊繃與負荷,經常到達自己身心的極限。病人應該體諒。若有疑義或遇到生死關鍵,主動尋求第二個醫生的意見,譲自己的生命,多一層保護是必要的。

過去在小鎮,醫生只靠診查就必須斷定病情。有些誤診是難免的,但病人信任醫生,醫生竭力解除病人的痛苦,大家都相安無事,並和善對待。好的醫生也終生得到鎭民的敬重。今日醫病關係變得複雜,尤其在大都會大醫院。有些時候,醫生無意識的把病人物化,病人則一方面把醫生的專業神化,另一方面把醫生的角色工具化。這就扭曲了原來相互信任的醫病關係。病人若不了解醫生也是一個人,尤其動輒提告,會弄到醫生失去自信與熱情,不只大小病都一概依賴儀器,不願再靠經驗與專業判斷診查,而且擔心司法纒身,不敢再為病人作明智的賭注與決斷,以致耽誤病情。

關於病人的主體性,病人愈了解自己的身體,對自己的康復會越有利。我一方面對定信兄有著很深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努力加強對癌症的認識。「病人的主體性」在醫病關係中也與「信任醫生」一樣重要,因為病人病苦的複雜與分殊,不是每位醫生都能夠完全體會,有些時候病人對察覺自己身體的變化更為敏感。但病人的主體性,最好能建立在科學精神與醫學知識之上,尤其當這社會多數人還輕易相信不經證實的種種似是而非的傳言與臆斷之時。

……

一個醫生除了沉重與超時的工作負擔之外,看盡多少病苦、多少無助,他對人的熱情如何不因歲月而燃燒殆盡?….定信兄的書所記錄的一種生命中的堅毅,雖然不是完全的答案,但卻是珍貴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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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教育的重建》1997增訂版序-面對當前教育的結構性問題

什麼是國家的教育改革?國家教育改革不是個人講道、宣揚觀念重整或心靈革命,而是透過國家資源與權力的再分配(此即政治),使人在教育領域內擁有更充分的機會,因參與、批判、回饋與反思,而打開知識視野、釋放個人心智,增進人民才能,進而提升整個社會的生命力。教育社會學家 Rolland Paulston 指出,所謂教育改革(Education reform)是國家教育政策的根本變革,這變革必然伴隨著:(1)國家教育資源的大幅度增加或再分配,(2)各級教育人數在總人口的百分比有顯著改變,(3)各階級、族群與性別進入各級降教育的百分比做大幅度的變動,或(4)課程目的與內容有重大的變革。

現階段的台灣教育,還不能只限於上述改革。教育領域內的權力亦須下放到學校與社區。….但是從教改會到教育部的主流教改思維裡,我們找不到這些根本變革的影子,我們看到的只是小格局的考試方案多元化、小規模鬆綁,建立證照制度等這類沒有遠景的願景。

在這不得不悲觀的時刻,我增訂了去年夏初版付梓的書《台灣教育的重建》(遠流),以備另一次民間教改的力量再度匯集的時候,增添一些討論思辨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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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加克太太和她的影子–《學童紀事》序論 (1999)

台灣的學校確實有一批具有愛心、熱心及耐心的札加克太太正在與現實奮戰,這類老師需要制度性的支援,從小班小校、輔導系統到升學機會的大幅放寬,同時更需要打開自己的經驗世界及知識視野。學生從老師身上學到的,不只限於讀寫算的基本能力,更重要的是一種開明自由的世界觀,後者尤其是台灣的教師所最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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